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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科技共和国， [美]亚历山大·卡普 [美]尼古拉斯·扎米斯卡 著， 崔传刚 译，中信出版集团

　　在硅谷充斥着“改变世界”的空洞口号与消费主义应用（APP）的当下，Palantir创始人亚历山大·卡普的《科技共和国》 发出了一种极其另类且锋利的声音。这不仅是一本关于技术的书，更是一部关于现代西方如何找回其丧失的“工程灵魂”的哲学宣言。

　　本书通过一种近乎冷酷的实用主义视角，猛烈抨击了现代企业中为了追求表面和谐而牺牲创新的“讨好型文化”，以及社会精英阶层在面对暴力、犯罪和国防安全时所持有的“奢侈信念”。作者主张，真正的进步往往伴随着摩擦、冲突以及对客观现实不带评判的凝视。

　　书中14、15章的内容，正是深入展示了现代组织如何陷入一种危险的平庸卡普指出，企业和学校为了规避冲突，过度推崇“轻松自在”的氛围，甚至创造出“受害产业”

　　“试图迎合主观感受的做法，反而加剧了受害情绪……如果一个人希望创造出真正有分量的与众不同之物，就必须具备某种心理韧性，甚至要对他人的看法保持一定程度的漠然。”

　　真正的创新者（如波洛克、爱默生）往往是难相处的“异端”。硅谷所谓的创新，常常只是对他人的**“模仿望”**（Mimetic Desire），而真正的颠覆必须包含对他人的拒绝和某种“狂妄自负”。

　　作者同时引用以赛亚·伯林的**“刺猬与狐狸”隐喻，认为硅谷的精神本质是“狐狸”，不应仅仅追求一个宏大的理论（刺猬），而是拥抱具体的、碎片化的现实。

　　“技术，尤其是软件的独特之处在于，它要么能够运行，要么无法运行……程序员会立刻面对失败的结果。”

　　这种“冷酷的实用主义”要求人们走出理论的高塔，进入“具体事物的泥泞激流”。书中推崇丰田的“五问法”，认为通过层层追问，往往能发现技术故障的根源其实是组织内部的人际冲突或结构性缺陷。

　　20 世纪初，美国艺术家托马斯·哈特·本顿仍专注于壁画的创作，尽管当时现代主义正如潮水般淹没那些易于解读的艺术形式，但他拒绝摒弃自己的具象派表现手法。1 本顿长期执教于纽约艺术学生联盟，然而其最著名的学生杰克逊·波洛克，却对这位导师的影响持有颇为矛盾的态度，两人之间维系着一段纠缠不清的长久友情。1944 年，在接受《艺术与建筑》杂志采访时，波洛克对这位老师勉为其难地称赞道：“和他合作固然不易，但总好过和一个没有棱角的人共事。”本顿最初对波洛克的画作颇为不屑，称其为“泼洒颜料式创新”，并贬低“这些作品根本不具备长远价值”

　　现代企业往往急于规避这种摩擦。如今的企业生活倾向于推崇一种轻松自在的氛围，一种诸事和谐的文化，但问题是，这种讨好型的氛围不仅无法带来创造性的成果，反而可能使整个组织更加远离创新。在企业与政府机构中一见到冲突苗头便本能地或急切地上前将其抹平的冲动，实则非常具有误导性，因为它会令人误以为前方必是一片坦途，并让那些只会讨好他人者错误地得到褒奖。正如喜剧演员约翰·穆拉尼所言：“讨喜即是牢笼。”

　　无论是在职场还是学校，人们总是会在不经意间流露出一种渴望回归平庸，重复前人，在最需要冒险时规避风险，并竭力避免冲突对抗的倾向。这种倾向看似轻描淡写，实则自始至终都无处不在，且极具诱惑力。然而，当前文化试图迎合学生与雇员主观感受的这种做法，反而加剧了某些人的受害情绪与精神焦虑。在过去 10 多年中，左翼人士一直热衷于推动“触发警告”及其他各种形式的妥协性做法，然而这些策略最终却适得其反，不但未能减轻伤害，反而助长了一种往往并不存在的伤害感。威尔康奈尔医学院的临床精神病学教授理查德·艾伦·弗里德曼在一次采访中表示，大约从 2016 年起，他注意到越来越多的学生声称自己“被那些陌生或令人不适的事物伤害”，例如他们在课堂上听到的某些言论。但这位教授也发现，相对于实际可能造成的伤害，这些学生在描述个人的不安情绪时所用的表述，往往都“有些夸大”。

　　这种“受害产业”的兴起，有可能让整整一代人丧失参与这个世界所必需的坚韧和分寸感。如果一个人希望创造出真正有分量的与众不同之物，就必须具备某种心理韧性，甚至要对他人的看法保持一定程度的漠然。正如杰克·凯鲁亚克在《在路上》中所写的那样，艺术家和创业者往往都是所谓的“疯狂之人”，他们“疯狂地生活，疯狂地表达，疯狂地渴望救赎，同时贪婪地想要吞噬万物”。当然难题在于，那些最具魅力、最有真性情的异端、艺术家与反传统者，往往也是出了名的难以相处之人。

　　在科技创业或艺术运动等创造性事业中，人类欲望本身的“白板状态”便构成了一个根本性挑战。我们会本能地向他人寻求指引，以确定何为值得追求之物，也正是因此，我们也会常常不假思索地全盘接纳他人的意向，并任其在我们的内心扎根滋长。法国人类学家勒内·吉拉尔曾对猴群之间的冲突与竞争进行过观察，他发现，当猴群中的某只猴子从一堆完全相同的香蕉中挑选出一根时，其他猴子就会纷纷来抢夺这一根香蕉。他在1983 年的一次采访中指出：“那根被争抢的香蕉本身毫无特别之处，一切只因第一只猴子选中了它。这个偶然的最初选择却触发了模仿望的连锁反应，使得那根香蕉显得格外诱人。”

　　人类最初的学习始于模仿，但到了某个阶段之后，这种模仿便会成为创造力的桎梏。许多人终其一生都未能跨越这种“创造性婴儿期”。硅谷所标榜的诸多“创新”，实则远远名不副实，它们更像是对昔日成功或看似成功案例的机械复制。这类模仿偶尔或能结出成功的果实，但多数时候都是东施效颦、画虎类犬之举。最优秀的投资人与创业者自然深谙此中的差异，而他们之所以能立足，正是因为成功抑制了对既往成功模式进行拙劣模仿的冲动。真正从无到有的颠覆性创造，无论是白纸上的诗篇、画布上的油彩，还是屏幕上的代码，其本质必然包含对旧有事物的拒绝与抛弃。这暗含着一个发人深省的结论：我们必须创造某种崭新的东西。创造行为本身就蕴含着一种狂妄自负的情绪，即坚信人类既有成果的总和，并不能完全契合当下所需。所有的创始人与艺术家骨子里都带有这种自负。

　　对于一家初创公司，或者任何想要挑战现有巨头的组织而言，现代商业中盛行的那种畏惧偏离主流的盲目从众心态堪称致命。1841 年，拉尔夫·沃尔多·爱默生发表了《自立》这篇不朽之作，在对宗教教条主义发出猛烈抨击的同时，也对个体于制度压力面前的怯懦予以痛斥。“不循规蹈矩之人，”他提醒道，“这世界会用不满的鞭子来抽打你。” 爱默生明确指出，除了屈从于周遭的压力，执着于自己的过往认知也同样会使你受到限制乃至阻碍。如今，我们的思想和言论被永久保存在互联网上，而公众对于那些试图步入公共生活却在言论上稍显前后不一致的人所表现出的猛烈攻击，更进一步将我们禁锢在“过往自我”所铸成的精神紧身衣中。但爱默生的诘问的确振聋发聩：“为什么你总要抱着回忆的僵尸，唯恐说出与先前在某些公开场合所述相矛盾的言论？……抛开你的理论吧，就像约瑟将外衣留给那诱惑者一

　　“这样，转身逃离。”我们也算得上是屡屡出逃之人：一旦发现项目进展停滞，我们便会在数日内果断放弃，解散运作不良的团队。当然，我们也有怯懦之时，比如对某些人与事的态度过于谨慎，迟迟不愿推翻先前的误判和撤出失败的投资。而公众，无论其是否参与投资，往往对撤退、转向、计划调整甚至失误都太过苛刻。但任何伟大的事业都不是一蹴而就的。我们需要抱有一种极度务实的态度，主动根据现实证据来修正个人的世界观模型，而不是反过来削足适履地歪曲证据。

　　1953 年，当以赛亚·伯林撰写《刺猬与狐狸》一文时，计算机革命尚遥不可及。但无可否认，硅谷乃至美国崛起的迅猛之势，在很大程度上源于旧金山南部那片狭小土地上的文化氛围，一种近乎冷酷的实用主义。在伯林看来，我们这个世界中存在一道“巨大的鸿沟”：一边是“刺猬型”的人，他们将一切都归结于一个核心愿景、一种或多或少连贯或清晰的体系，并以此来理解、思考和感受万物；另一边则是“狐狸型”的人，他们追求多个目标，这些目标常常互不相关甚至彼此矛盾，即使有所关联，也只是某种事实层面的偶然联系。仅凭古希腊诗人阿尔基洛科斯残篇中的单行诗句为脆弱基石，伯林便构建出一套内容深邃而影响久远的思想框架。这位于公元前 7 世纪初出生在爱琴海中部岛屿的诗人写道：“狐狸多知，而刺猬有一大知。”而硅谷，正是一只典型的“狐狸”。

　　那些塑造了现代世界并持续推动其发展的创业者与技术专家，早已心甘情愿地摒弃了宏大理论与整体信念结构，彻底投身于任何具体可用之物的创造之中。技术，尤其是软件的独特之处在于，它要么能够运行，要么无法运行。在软件领域没有中间状态，也没有“差不多”这种说法。程序员会立刻面对失败的结果。无论进行多少讨论或摆出多少姿态，都无法改变程序是否按预期运行这一客观事实。赫伯特·胡佛曾在斯坦福大学学习地质学，并在采矿行业工作了将近 20 年，在 19 世纪 90 年代的淘金热期间，他在当时仍属英国殖民地的西澳大利亚工作，后来又前往中国天津。13 他在回忆录中写道：“相较于其他职业，工程师这一行的最大劣势在于，其工作成果需暴露于大庭广众之下，人人可见。”他还说，工程师“不能像医生那样将失误埋入坟墓”，也无法“如律师般靠巧言诡辩化解失误，或将其归咎于法官”。这种对结果与失败的敏感，以及对“世界应如何”或“事物应如何运作”这类宏大理论的抛弃，正是所谓工程文化的根源。

　　无论是机械、数字抑或文字领域，凡是工程师，就必须走出理论的高塔，步入真实细节的泥潭，直面事物本真而非臆想中的形态。正如美国哲学家约翰·杜威在 1922 年发表的《实用主义的美国》一文中所言，人“必须从高贵的超然态度中走出，投身于具体事物的泥泞激流之中”。与自己所塑造的系统和流程中的各种缺陷与明显矛盾之处保持情感乃至身体上的亲近，这不是进步的障碍，而是其源泉。用杜威的话说，贯彻这种实用主义精神，或者说贯彻这种成就了硅谷的工程思维，能够“遏制教条主义”，“激发和鼓励一种以实践验证理论和系统有效性的实验精神”，并“避免得出宽泛而轻率的结论”。

　　当代人已然丧失了这种极度务实与毫不计较得失的精神。二战后，为了保住在火箭与喷气发动机研发领域的优势，美国国防与情报机构曾展开一项大规模的秘密招募纳粹科学家的行动。至少 1600 名德国科学家及其家属被安置到美国。尽管有些人质疑这种对昔日敌人的迟来接纳，但一位美军军官却力劝其指挥官放弃对招募德国科学家参与新事业的成见，他在给这位上级的信中写道，“只要我们放下自满情绪”，便能从这些“具有德国血统的知识”中获益无穷。

　　菲利普·E. 泰特洛克是宾夕法尼亚大学的一位心理学教授，在 2005 年出版的《狐狸与刺猬：专家的政治判断》一书中，他讲述了自己在 20 世纪 70 年代观看的一场实验：让耶鲁大学本科生与一只挪威老鼠比拼预测能力。这项挑战的任务是判断一块食物会被藏在一个小型迷宫的左侧还是右侧。实验人员采用随机选择的方式，在 60% 的情况下将食物放在迷宫的左侧，40% 的情况下放于右侧。耶鲁大学的学生们会观察这只老鼠的觅食过程，并揣测食物放置背后可能存在的潜在规律与深层机制。而这只老鼠只是单纯地想填饱肚子。结果证明，这只啮齿动物的预测准确率完胜人类学子。

　　泰特洛克解释道，人类之所以在这项迷宫研究中败给动物，“根本原因在于人类本质上是确定性思维者，我们厌恶概率策略，不愿意承认错误的不可避免性”。泰特洛克承认，从物理学到医学等诸多领域，人类对宏大理论、世界底层逻辑和运行机制的探索，确实曾为我们带来巨大的认知优势。1902 年生于布达佩斯的理论物理学家尤金·维格纳曾提出一个著名的论断，即“数学概念具有一种不可思议的有效性”。但正是这种追求系统化理论、为逻辑自洽牺牲实用性的思维定式，也使我们形成了一个长期的认知盲区，即便宇宙的内在逻辑早已超越了人类的理解范围，我们仍拒绝接受宇宙给予的启示。

　　泰特洛克的更广泛兴趣和研究项目，是检验政治专家在全球事务发展预测方面的准确性。自 20 世纪 80 年代起，他与团队共收集整理了 27 451 份专家预测，涵盖了苏联命运、南非是否会维持少数族裔统治、魁北克是否会脱离加拿大等一系列政治议题。泰特洛克试图评估出，在预测未来历史事件方面，这些专家中到底谁能“击败扔飞镖的黑猩猩”。近 20 年的研究显示，参与调查的这 284 名学者和政策专家的预测准确率，总体上与随机猜测几乎没有差异。26 不过，在这近 300 名专家中，也确实有些人的表现优于平均水平。泰特洛克根据这些专家在调查中的回答，也就是他们应对智力挑战和解决问题的方式，将其分为“狐狸型”与“刺猬型”两 类群体。最终结果显示，狐狸型的专家拥有更高的预测准确率。

　　可以有多种方式来衡量泰特洛克所谓的“狐狸气质”。其中之一就是直接询问这些专家，他们在以赛亚·伯林的框架下更认同自己是“狐狸”还是“刺猬”。泰特洛克采取的正是这一方法。但他还向专家提出了其他问题来捕捉类似的思维倾向，比如让专家判断政治更像是“云”还是“钟”。那些认为政治和历史更像变幻莫测的“云”而非机械精准的“钟”的专家，往往在预测方面表现得更为出色。“而表现最差的，”按照泰特洛克的说法，“正是那些在自身专业领域进行长期预测的极端‘刺猬型’人物。”

　　20 世纪 70 年代末，丰田汽车的高管大野耐一出版了一本书，阐述了这家日本汽车制造商在工业制造方面的革新，并提出了一种对根本原因进行解析的方法。我们大约在 20 年前就采用了该方法，并一直沿用至今。这种探究式的方法能够帮助我们穿透表象，找出企业内部不可避免出现问题的根源。表面来看，此方法非常简明直白：首先问为什么会出现问题，然后继续追问四次为什么。因此，我们与其他实践者都直白地将该方法称为“五问法”。大野耐一举过一个在工业制造场景中的例子：一台机器因为保险丝过载而停止运转，经过一番追问，他们发现这原来是泵体损坏所致，而导致泵体损坏的根本原因则是金属部件磨损。

　　“五问法”的核心，在于挖掘出表面问题背后最根本的工程缺陷。大野耐一于 1912 年出生在中国东北，此时清朝刚刚灭亡。他的父亲当时供职于“南满铁路”——一条位于中国东北但却为日本帝国所控制的重要交通线。无论是企业级软件平台还是内燃机装配线，要诊断系统故障的根源，就必须深入探究该系统的内部运作机制和结构。

　　在帕兰提尔，我们对这一探究方法进行了拓展，并在其中纳入了对“人类系统”的分析和考量。这些人类系统非常关键，因为它们直接影响我们对软件的打造。举个例子，为什么一个企业级软件平台的重要更新未能在周五截止日期前交付？因为团队只有两天时间来评审代码草案。为什么只有两天的评审时间？因为在上一年年底的预算审查周期中，这个团队流失了 6 名软件工程师。那为什么预算会被削减？因为该小组负责人应另一小组负责人的请求，调整了任务的优先级。为何会提出调整优先级这样的请求？因为公司推行了一种新的薪酬模式，鼓励某些特定业务要优先扩张。当然，还可以继续追问下去。为什么要以牺牲某些领域为代价来优先发展另一领域？因为公司的两位高管之间存在长期权力争斗。

　　在如上案例中，软件系统更新未能如期上线的根本原因，既非某位工程师的疏忽，也非整个团队缺乏预见性，而是源于公司高层之间持续升级的人际冲突。对于那些需要适应并忍受现代企业中各种无常之事的职场人士而言，这类“企业版的蝴蝶效应”着实不新鲜。但我们发现，往往只有那些愿意追溯因果链条、敢于追根究底的探索者，方能解开束缚组织前进的死结。这不仅需要具备持之以恒的毅力，也需要拥有深入探究问题核心的决心，而企业内部领导者的个性特质与决策本能，往往是问题的核心所在。

　　若想使这个方法发挥出最大效果，参与者就必须克制将错误归咎于同事的冲动，转而聚焦于引发错误的结构性乃至人际性根源。在过去 20 年间，我们开展了数千次的“五问法”复盘，并撰写了详细的书面报告，力求在不将错误归咎于个人的前提下，记录下问题的系统性及根本性成因。任何复杂系统的故障原因，无论是人为还是非人为因素，往往都非常难以识别，因为要穿越我们所构建的制度和激励机制的迷宫，理清那些相互关联、交织缠绕的因果链条，着实需要付出艰辛的努力，并秉持极大的耐心。诸如错过截止日期或产品发布失利等失误，其根源往往深藏于组织内部错综复杂的人际关系之中。这种方法实则是工程文化的一种延伸，这种文化在最理想状态下会始终关注一项机制具有哪些优势以及存在哪些漏洞。真正的挑战在于，我们如何才能培育出一种足够宽容和温和的内部文化，能够鼓励组织中那些最具才华、最有诚信之士愿意主动站出来揭露问题，而非隐藏问题。大多数企业里都充斥着一帮对失业极度恐惧的人，他们生怕丢掉饭碗，以至于一旦出现任何功能失常的迹象，就会被其迅速掩盖。有些人则只求能悄无声息地熬到退休，免得被发现自己尸位素餐，无所作为。还有不少人在持续地从自己当年亲手创立、如今已走向衰败的帝国中榨取残余价值，一点点地变卖昔日辉煌的余烬。

　　正是这种愿意直面现实世界，而非沉溺于理想化幻象的态度，才使得硅谷的新一代巨头取得今日之成就。正如 20 世纪最具影响力的艺术家之一，德裔具象派画家卢西恩·弗洛伊德所言：“我致力于忠实呈现事物的真实面貌。”这种悬置判断而专注观察，接纳事实而不强加观点的行事方式，正是所有工程文化的核心所在，同时也是我们公司文化的根本。1922 年生于柏林的画家卢西恩·弗洛伊德，是精神分析学家西格蒙德·弗洛伊德的孙子。如果说其祖父是以对心智的剖析彻底改变了人类探索内心的能力与勇气，那么穿透性的观察就是卢西恩·弗洛伊德肖像画的精髓。卢西恩将自己的创作视为艺术家与描绘对象之间的一场“谈判”，他的绘画作品既疏离又极为亲密，既犀利又不失温柔。正是他那种持久而耐心的凝视，构成了作品的核心。英国艺术评论家马丁·盖福德曾评论道，卢西恩·弗洛伊德于 20 世纪“重振了具象绘画”这一被时代边缘化甚至濒临消亡的传统。

　　这位艺术家曾在接受采访时表示：“通过不带评判地仔细观察他人，你不仅能从他人身上学到很多东西，甚至可以更深刻地认识你自己，这实在是不可思议。”正是这种在悬置判断的同时细致审视我们周遭“云雾”的观察方式，构成了工程思维的基石。

　　如今，在重建科技共和国的过程中，我们所面临的挑战，是如何引导这种工程本能，这种近乎冷酷的实用主义精神，服务于我们国家的共同目标。只有当我们勇于定义“我们是谁”或“我们希望成为谁”时，这些目标才有可能得到清晰的呈现。

　　1906 年末，英国人类学家弗朗西斯·高尔顿前往英格兰西南部普利茅斯的一处牲畜交易集市。他此行的目的并非购买家禽或牛羊，而是研究群体估算的准确性。近 800 名集市访客在纸上写下了对一头待售公牛能产出多少牛肉的预估值。不过，若想参与此次预估活动并获得赢取奖品的机会，每个人需先支付 6 便士。按高尔顿的解释，这么做是为了防止有人“恶作剧”干扰实验数据。最终他收集到了 787 份预估，其中位数为 1207 磅，与那头牛实际产出的牛肉重量 1198 磅仅相差 0.8%。这是一项令人震惊的结果，同时也引发了此后长达一个多世纪的研究和讨论，即“群体智慧”能否做出比少数专家更为准确的估算与预测。在高尔顿看来，此次实验印证了“民主判断的可靠性”。

　　但在市场经济中配置稀缺资本时，我们是否也必须无条件遵从群体智慧？我们似乎已不自觉地放弃了对“应存在何种事业和企业”的批判性讨论，只剩对“可存在何种事业和企业”的被动接受。2011 年星佳与高朋崛起之时，群体智慧给出了非常明确的判断：这些都是赢家企业，值得进一步追加投资。数千亿美元砸向了这两家正处于攀升势头的公司，却无人有机会对其模式质疑：我们这个社会的稀缺资源，真的该用来做游戏和发优惠券吗？按照群体智慧的逻辑，市场已经定调，所以一切就顺理成章。

　　正如哈佛大学教授迈克尔·桑德尔所言，我们过于热衷于“将良善生活的理念驱逐出公共话语”，要求“公民在进入公共领域时，必须把自己的道德与精神信仰抛诸脑后”。而这一做法留下的真空，在很大程度上被市场逻辑填补，形成了桑德尔所说的“市场胜利主义”。硅谷的科技领导者大多也心甘情愿地屈从于这种市场智慧，任其逻辑与价值观取代他们自身的信念。正是由于我们的怯懦，以及因害怕遭到群体嘲讽而不愿表达异见，使我们丧失了严肃探讨“何为世界之理想形态”与“何种企业值得存在”的机会。而当代所盛行的中立论，也就是那种为避免冒犯他人而拒绝表达任何文化价值判断的倾向，恰恰为市场逻辑的乘虚而入铺平了道路。

　　科技界日益转向消费者需求的趋势，既反映也加剧了某种“技术逃避主义”。硅谷本能地回避了那些真正关乎社会根本利益的重大问题，转而投身于那些本质上微不足道却易于解决的日常生活小困扰，从网购到外卖皆是如此。而从国防安全到暴力犯罪，从教育改革到医学研究的诸多挑战，在许多人眼中显得过于棘手、复杂且充满政治风险，根本无从应对。于是，绝大多数人都主动把这些难题搁置在了一边。相比之下，那些消费类的“玩意儿”既不会反驳你，也不会召开新闻发布会，更不会资助各种游说团体。对硅谷而言，服务消费者往往比服务公众更轻松、更赚钱，风险也更小，但这也恰恰是可悲之处。

　　是否应当运用科学与技术来应对美国的暴力犯罪，这一问题始终备受争议。美国执法机构滥用权力以及侵犯公民私人生活的黑历史早已确凿无疑，尤其是在埃德加·胡佛主政联邦调查局的那个时期，例如，截至 1974 年，关于作家詹姆斯·鲍德温的联邦调查局档案已经厚达 1884 页。此类对个人隐私的侵犯行径为 20 世纪的科技应用之争埋下了某种二元对立的伏笔：要么认为指纹鉴定、DNA 检测及后来的人脸识别系统等技术进步是一种至关重要的利器，极为有助于破解在打击暴力犯罪网络方面的种种难题；要么则认为这些技术会成为用以迫害乃至构陷无辜者的工具。

　　下一轮技术突破，包括将人工智能部署到警方部门，无疑会进一步激化这场争论，并将重塑我们对执法与计算领域可能性的认知。例如，包括英国贝宜系统公司（BAE Systems）等在内的国防承包商与英国国家物理实验室联合开发出了一套步态识别系统。这套软件程序无须进行人脸识别，而是仅凭一个人的行走视频就能够锁定其身份。该项技术的研发已历时十余载，且识别精度日趋精准。此外，由警方操控的微型无人机现在已能够靠近车窗并击碎玻璃，进而为警察枪击车内人员扫除障碍。

　　当然，我们的担忧在于，此类新兴技术可能会被有意或无意地滥用或误用，并导致无辜者遭受羁押乃至伤害。即便只是存在概率极低的滥用可能，我们也必须在技术研发与部署时将其考虑在内，并提出防范之法。刑事司法绝非讲究实用主义的领域，更不容许存在所谓可接受之错误。弗朗索瓦 - 马利·阿鲁埃，也就是那位以笔名“伏尔泰”闻名于世的思想家，曾在 1749 年写道，宁可释放两个有罪之人，也胜过囚禁一位“高洁无辜之士”。18 世纪英国法学巨擘威廉·布莱克斯通进一步主张“宁逃十罪，不枉一人”，而这一“10 比 1”原则，后来也成了关于刑事司法容错率的一个辩论基准。 18 世纪末英国法学家托马斯·斯塔基则更激进地主张，宁可让 99 名甚至更多罪犯逍遥法外，也不能错判一个无辜的好人。其实，问题关键并不在于将新技术引入警务或刑侦领域之利弊的讨论是否深刻和充分，而在于人们常以“未知风险”为借口，逃避对不确定性与复杂性的任何应对责任，甚至漠视技术被滥用的现实可能性。

　　在美国各城市，尝试将软件系统应用于执法部门的努力，始终伴随着强烈的质疑与不信任。2012 年，帕兰提尔开始与新奥尔良警察局合作，为其警员配备了一套美军同款软件——美军的特种部队和情报分析人员曾在阿富汗战场上利用该软件预测路边炸弹的埋设地点，并追踪制造者。新奥尔良乃至全美警方面临的困境，与当年美军试图遏制致命炸弹扩散时的挑战如出一辙：

　　信息复杂零散，同时缺乏能够将这些信息有效整合与分析的底层软件架构。新奥尔良的刑事调查人员和警察急需一套更完善的系统，以将他们手中关于犯罪网络的零散信息拼接整合，更为有效地应对暴力问题。这款名为“哥谭”的软件迅速在警方内部推广开来，而新奥尔良当地的《皮卡尤恩时报》 则将其描述为“调取与交叉核验信息的一站式终端”，并称其能够“揭示受害者、嫌疑人与目击者之间不为人知的关联”

　　然而，批评声浪以铺天盖地之势迅疾涌来。许多人的反对情绪近乎是出自本能。新奥尔良凭什么允许将一款用于海外战争的软件部署在自己城市的街头？美国公民自由联盟一位政策分析师在 2018 年发表的文章中写道，这种将数据分析应用于执法的模式存在“严重的问题”，因为警方对这些分析软件的使用可能会导致某些公民遭受不公正甚至违宪的对待，并威胁其权利和自由。公众非但没有对政府保护市民不力而义愤填膺，反而把道德谴责的矛头集中对准了对这项新技术的应用。当年，美国曾在阿富汗耗资 250 亿美元，用以保护士兵免遭路边炸弹的袭击，然而，当谈到该如何在国内城市保护美国民众，防止其为那些邪恶罪犯、精神病患及装备精良且手段残忍的暴力帮派所害时，社会的集体反应却往往是冷漠与听天由命。

　　其他一些科技公司也曾尝试将软件与人工智能应用于地方执法工作中，但最终都铩羽而归。2020 年 6 月，面对外界担心会伤及无辜的质疑，亚马逊决定禁止警方使用该公司研发的一套已广泛普及且广受欢迎的人脸识别系统。IBM 则更为彻底，于同月宣布将终止所有关于人脸识别技术的研究和开发。该公司首席执行官致信科里·布克和卡玛拉·哈里斯等参议员，明确表达了该公司反对将该技术用于“大规模监控、种族定性”以及“侵犯基本人权和自由”的立场。这封信代表了一种越发流行但空洞无力的企业声明形式，因为它本质上是在谴责一种根本无人主张的恶行。真正复杂、有价值但也富有挑战性的议题，并非在于滥用这些系统是否合理，而是它们在被合理使用的情况下，能否为遏制我们城市的暴力犯罪发挥作用。在美国每年都有数千人被谋杀，几十万乃至上百万人更是生活在这种暴力的阴影下。然而对许多反对将软件技术融入地方执法的人来说，这些生命在他们的道德天平上似乎根本无足轻重。

　　面对暴力犯罪，美国多数地区乃至众多政客都基本上选择了漠视。他们既不愿认真解决问题，也不敢冒着得罪选民或金主的风险提出新方案，开展新实验。他们根本没想过要为了拯救生命而放手一搏。如今进入该领域的代价已变得极其高昂，而硅谷乃至整个科技行业所接收到的信号，无论明暗，都明确不过，那就是“勿要插手，避而远之”。这种极度犬儒主义的态度，无疑暴露出美国的当权者已然彻底放弃了对暴力的治理之责。从华盛顿到各地议会，美国的选民代表们纷纷将注意力转向了那些不怎么具有争议性的领域。包括执法、医疗、教育等在内的众多公共领域业已沦为一片“创新荒漠”，而硅谷的科技企业却还在被劝诫甚至是被反复警告：你们绝不能踏足于此。

　　恰如作家罗布·亨德森所言，那种认为先进技术和软件不应当用于地方执法的观点，堪称一种典型的“奢侈信念”。《》专栏作家戴维·布鲁克斯则指出，这种信念不过是一件只有特权阶层才穿得起的华服，然而在那些社会眼中，这种观念却透着一股可悲的“何不食肉糜”之气。对于那些终日笼罩在枪声威胁之下的社区居民而言，减少对执法机构支持和资金投入的提议，听上去无异于一个荒诞的笑话。这类反科技主张是为了营造一种政治胜利的幻觉，而不是为了切实改变现状。

　　更根本的问题在于，左翼建制派近乎单方面切断了与右翼的对话或交流，因为在他们看来，与对立阵营接触本身就是一种文化上的背叛。佩吉·努南在 2019 年的一篇文章中指出，华盛顿建制派对当前美国民粹主义的厌恶，本质上是一种“近乎审美层面的反感”。她精准暴露了左翼的最致命武器，那就是他们有手段将关于国家安全、移民、堕胎乃至执法等议题的一系列不同政见，统统贴上粗鄙和庸俗的标签。可悲的是，硅谷与其他进步派别也在此过程中不知不觉地让自己丧失了在文化上的话语权。他们拒绝与几乎半数国民的政治主张和诉求进行对话，而这导致他们的自身议程也面临着被边缘化的风险。

　　我们变得过于看重胜利的象征意义，喜好以那些更具戏剧性的场面以及各种外在的炫耀来展示自身道德的优越性，却忽略了那些实际且往往不易察觉的进步，比如生活水平的提高以及生活质量的改善。然而，恰恰是对这些进步和成果的执着追求，构成了工程师理解世界的根基，也构成了科技共和国赖以建立的基石。风险在于，我们可能会抛弃一种以实际结果为导向的道德或伦理体系，转而选择一种更具表演性质的话语体系。我们不再看重那些真正关乎民众福祉的成果，如减少饥饿、犯罪以及疾病等，反而更加关注对相关成果的信息操控，并以此进一步削弱结果本身的重要性。重建科技共和国的工作固然千头万绪，但其中的一个关键任务，便是要重建一个“共创共享社会”以及一种“创始人文化”。这种创始人文化源于科技行业，却拥有重塑政府的潜力，在这种文化之下，唯有那些自身命运与事业成败休戚相关者，才会被赋予领导之责任。